[湖北文史]堤防公路往事拾零

2025-04-18 23:11:38 防汛照明工具

  我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,曾参加湖北多处的堤防、公路和城建的设计施工。现因年老记忆力衰退,对解放前湖北有关工程,机构等情况,只能写出一点零星的资料,聊作参考。不实或不妥之处,尚祈有关人士指正。

  江汉平原占属洞庭湖区,即所谓“云梦之泽”。由于长江与汉水的汇合,多少年来泥沙淤积,逐渐形成湖区平原。就我在1943年担任长江下游水利勘察队长和沙洋工务所主任时所考查的情况看,我认为,我省堤防是由上下游开始,渐向中游推展的。

  先以长江堤防来说,上游的荆江堤防始于东晋陈遵修建的“金堤”,随后增修“寸金堤”、“阴湘堤”、“万城堤”。由于堤防的延长,又因泥沙之淤积,原有湖泊面积逐渐缩小。至明代,张居正在江堤上堵筑数处江水入湖之口,于是上自江陵延至下游监利,形成了“荆江大堤”.

  ‘长江下游的黄梅县境内,界于湖北安徽两省间,原有“驿路堤”。据传是明初朱洪武征战江西鄱阳湖的陈友谅时,因军队车马在污泥湖区行走不便,于是在此修筑“驿路”,后人因之取名为“驿路堤”,即今之“梅济堤”是也。至于广济、蕲春、浠水的沿江大堤,多为清代咸、同年间兴修。至近代,在民国初年兴建了鄂城的“樊口闸”,黄冈的“肖公闸”,使梁子湖、张渡湖与大江隔绝。民四三十三年在金口修建了“金水闸”。现在长江上下堤防连成南北两线,形成江湖隔绝,出现大片湖田。

  再就汉江 来说,据传钟祥城外,在明代开始兴修“三工”堤,嗣后逐渐向下延长至旧口镇的“十五工”。又据传明末某大官吏增修 由王家营延至岳口之堤段,逐步形成了现在的 汉江大堤。

  据我个人所知,这些堤防原来并不是为人民利益而兴修,如荆江上游的“寸金堤”、“万城堤”,为的是保护荆州城市,下游的“驿路堤”为的是征服陈友谅。汉江上游钟祥的“三工堤”,为的是保护明嘉靖帝的祖坟,后来人民利用原有的堤段,增长兴建,特别是解放后,大力加固兴修,才成为保护农田屏障的江汉大堤。

  1931年武汉市遭大水灾。那年六月,汉口特别市政府撤销,市工务局局长陈克明调任湖北省水利局局长。我于7月初也由市工务局调任省水利局技术室副主任。

  7月中旬江、汉水涨,汉川堤防报警,陈局长带同技术室主任高凌美出差去汉川。那时,水利局秘书室命我会同武汉有关部门负责防汛。7月23日武昌白沙洲上游堤溃,接着汉口江岸附近溃口,当时水利局成立武汉市临时防水事务所,派我负责,开始堵筑汉阳门外筷子街一段子堤。7月底陈局长回汉,亲自抡堵汉口双洞门铁路L1,结果失败。8月初筷子街子堤被冲毁一段,陈局长又亲自前来抢救。这时通湖门外晒湖堤也很紧张。8月19日筷子街堤堵口快完成,忽报徐家棚下游易家墩干堤溃决。因此,武昌除山前外,全部被水淹。不得已,临时防水事务所撤销,男由建设厅成立临时城防委员会。那年江水最高为28·28米,1932年湖北省水利局由姜明经继任局长,我任技术室主任。鉴于31年大水,武汉市地平面为26.30米,为防止再次洪水,省水利局指派我负货,加筑沿汇堤防。武昌上白武泰闸下至下新河,汉口由王家巷至原日本租界,沿江加筑子堤,当时命名为“防水堤路”。

  解放后,1954年武汉又一次大水,最高水位为29.74米,比31年高1.5米,山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,得到全国大力支援终于取得胜利,保护了武汉的安全。

  1935年汉江大水,钟祥“三工”、“四工”干堤大溃,同时下游“十一工”也溃口两处。当年汛后,江汉工程局决定放弃三、四工至旧口段干堤,另选旧口至北边山地建一段新堤。因新堤在原干堤后,距之遥远,故命名为“遥堤”。遥堤计长十余公里,动员钟祥、京山、天门、潜江四县民工十余万人。这次修堤能够说是解放前我省水利堤防最大的工程。

  1935年年底,我由施巴公路回省建设厅,不久派我赴遥堤参加施工。1936年春省政府义特派范熙绩委员亲赴遥堤督工。4月底大部工程完成,只剩第四段干堤尚未竣工,忽然上游又发洪水,首先将第四段前面的临时拦洪坝冲毁,继而又将新于堤第四段冲破。省府闻汛后,急派范委员为“遥堤堵口善后委员会”主任,继续赶修。不料施工不久,上游又来一次大水,再次将堵口冲毁。范委员立即命令抡堵,并暗中写下“绝命书”,大意是:如果抡堵再失败,他将投水献身于堵口。那时我看到范委员情绪紧张不安,立即合知我先兄楚伯(当时他正陪同湖北关心堤防的人士来参观堵口工程)与天门专员石毓麟。他们在范委员办公室内察看,得以发现有“绝命书”。因此,范每次出巡堵口工地,便暗中派两人陪同,以防万一。同时,大家一齐劝告,俟大水退后再行动工,范不得已,只好同意暂停。是年秋后,再次动工,至次年春季,全部工程始告完成。这次堵口复堤工程,陶述曾曾任工程处长。

  在辛亥革命以前,我省水利堤防既没有设立领导机构,更没有实地工作的组织。江汉堤防如发生溃口,便临时派员就地堵修。工程完后,临时机构撤销。民国初年也只有荆江堤设有“荆江堤工局”,嗣后省里才成立“湖北省水利局”,但仍没有实地组织机构,1931年大水,武汉城市大部被淹,湖北省长何成浚漠不关心,致成千上万的人迁居大东门外一带度灾。次年夏斗寅为了争夺省长地位,抓住31年大水灾防汛以及烟特税有问题,引起“何夏之争”。结果夏斗寅取得省长地位,将水利局局长陈克明撤职查办,并将宜昌特税负责人处死。省水利局局长由夏斗寅委派姜明经继任。

  不久水利局被分为堤工、水利两局,仍起用陈克明任堤工局局长,水利局局长由蓝文蔚担任。1932年冬季,“中央善后救济委员会”在湖北设立“江汉工程局”,将省水利、堤工两局撤销,归并江汉工程局。开始在上自监利下迄黄梅的长江干堤上设立四个工务所,在从天门至汉口的江汉堤段上没立两个工务所,不久又增设沙洋、东荆河两处临时工务所。这些工务所,连同原有的荆江堤工局,共有九个水利机构,在大水时防汛,水退后加修堤防。1933年沙洋临时工务所改为第七工务所,东荆河临时工务所撤销,并将荆江堤工局改为第八工务所。以上各工务所,只管江汉干堤的防汛和培修。至各县民堤,仍由湖北省水利局管理。不久水利局又改为湖北省水利工程处,隶属省建设厅。

  抗战初,湖北省政府撤退恩施,江汉工程局撤退重庆。1938年我由汉川第五工务所随江汉工程局撤退重庆。是年冬,奉范熙绩局长之命,出差回湖北沙市,调查汉江溃口情形,并赴恩施与湖北省建设厅联系。那时湖北省政府对江汉工程局撤迁重庆有意见,认为江汉工程局是负责管理湖北坭防的修防,应该随省政府撤至恩施,不应撤至重庆。我回重庆后,即向范局长反映,范局长说,“江汉工程局隶属中央,现在湖北省大部地区被日冦侵占,湖北已无堤防可管,因此,只有随中央迁米重庆。”我当时认为我省大部地区虽然沦于日寇,但沙市一带仍在我政府手中,荆江堤工局不应撤退,范局长说:“荆江堤工局原管的堤段,虽然没有全部沦陷,但别江大堤保护的下游地区已沦入口冦之手,我恨不得把荆江大堤扒开,以抗敌人。我仍坚持认为虽荆江北岸大堤是保卫下游监、沙、川、汉各县沦陷地区,但南岸的公安、石首仍在我政府管理之下,不应将荆江堤工局撤退。最后范局长同意我的意见,命荆江堤工局全部返问沙市。另外,我还建议应在鄂西的清江和鄂北的干支流上设立水文站,范也同意了。

  江汉工程局撤迁重庆后,在四川南充成立了“嘉陵江工程处”,修建“纤道”和“淘滩”工程,处长齐子仁,下设三个总段。任命我为南充至阆中第二总段主任,办事处设在蓬安县的周口镇。1940年我辞职赴云南参加滇缅铁路工程。

  1945年抗战胜利后,湖北省政府由恩施迁国武汉,江汉工程局也由重庆迁回。1949年武汉解放时,因为正在防汛期间,江汉工程局全部机构仍留原处负责防汛。1950年中南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和继成立,江汉工程局直属长办。

  1926年以访,我者仅有汉い至蔡问一段公路。1923年,肖耀南的儿子肖炳臣曾准备修建阳宋(阳逻至宋埠)汽车路,曾派我勘测设计。1924年正开始动工兴修,不料那时“台票”价格猛跌,因而停工。1926年后修筑了襄花(襄阳至花园)公路、汉沙(汉口至沙市)公路。1934年省建设厅委派沈友铭任施巴(恩施至巴东)公路.1程处长,我白建没厅派往督工。这条公路全长230公里,其中白巴东至茶店子、绿葱坡、三道崖三段,山石险陡,工程艰巨,能够说是那时最大的工程。经过一年多的时间,于1936年完成。嗣后全省公路逐步发展。

  1923年曾准备修建武吕徐家棚至下新河一段公路,由杨春成,杨直方和我三人负责测量。但那时既无测量仪器,又无测工,不久停止。嗣后湖北官钱局也曾派我勘测六渡桥至桥口一段马路,结果因无领导机构,仅作了临时勘测,没有落实施工。

  1927年湖北省建设厅成立武汉城市建设工程处,由厅工务处处长余籍传兼任处长。那时我是建设厅技士,余处长调我任工程处工务股长,开始在武昌测量武昌路山洞和汉阳门马路。那时技术人员不够,也无测工,除临时招收技术人员和测工外,并招收青年学生开设技术训练班。

  武昌洞(即式吕路蛇山隧洞)修建于民国初年,系利用拆城墙的旧砖砌成,近至1927年,该洞已塌废多年。因该洞扼山前山后交通咽喉,遂有复修之议。关于修复工程,当时有人主张在原有砖砌基础上补修,我认为仍不可靠。余籍传处长曾提出将洞顶全部挖开,我也不赞成,认为会损坏蛇山自然风景。最后讨论结果,还是采纳我的意见,用钢筋混凝十建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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